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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法院仍然强制执行，理由有三：一是设立信托的部分资金为理财所得，但理财本金也涉嫌违法所得，以违法所得理财产生的收益，同样为违法所得；二是合法所得与非法所得产生了混同，货币作为种类物，无法区分设立信托的财产是合法还是非法收入；三是追缴违法所得可以包括原物追缴和价值追缴。违法所得下落无法查明时，视情形可以执行同等价值的被执行人合法财产。换言之，即使家族信托中含有其部分合法财产，在其没有证据证明违法所得下落时，就按同等价值执行其其他财产。

　　但问题还是在于：如果是标准的信托产品，其在法律上就不见得是出资人（委托人）总财产的一部分了。“偿还债务优于保全信托”的说法并非理所当然。法院当然有权改变、否定一项法律关系，有权否定或部分否定信托产品。但是，这个行为何时发生，得有个交代，得有个流程。刑事判决并不比民事判决更高级，不应由执行裁定本身直接改变民商事法律关系、民商事权属，需要有一个实体判决为宜。故而，“宁可信其有”地检视家族信托避债的合法性边界，或家族信托财产的安全边界，十分重要。

　　故而，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是追踪（tracing）违法犯罪所得。例如，英国《犯罪所得（proceeds）法》第77节规定：如果法庭认定一个人有犯罪生活方式（lifestyle），那么他将与犯罪行为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相关而取得的财产赠予他人，会被视为污点赠予（tainted gift）；他在被提起刑事诉讼前6年内，赠予他人的任何财产也会被视为污点赠予。如果法官认定一个人尚无犯罪生活方式，他在犯罪后赠予他人的财产也构成污点赠予。污点赠予当然就没有法律效力了。

　　一是可以通过分析家族信托设立时间，来判断当事人有无逃债动机。张兰如果是在2014年收到CVC基金的投资款前，就已经设立家族信托并出资，那也谈不上借此躲债。有的说法称该家族信托设立于2010年，这也是张兰之子汪小菲与知名艺人徐熙媛结婚（后离婚）的年份，且张兰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只有汪小菲及其子女，不包括汪小菲的配偶，看上去像是为了防范汪小菲的婚姻风险。但也有说法称该信托设立在CVC基金注资后，那情况就不同了。

　　三是我国家族信托事业刚刚起步，更需得到法治保障。根据原银监会在2018年发布的一个通知，“家族信托是指信托公司接受单一个人或者家庭的委托，以家庭财富的保护、传承和管理为主要信托目的，提供财产规划、风险隔离、资产配置、子女教育、家族治理、公益（慈善）事业等定制化事务管理和金融服务的信托业务。”“风险隔离”是家族信托的一个显著的核心特点、亮点，不像“子女教育、家族治理”那么虚。如果这一点不成立，那么其优势就丧失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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