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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我们正面临转型挑战。该地区约64%的青年缺乏最基本的数字技能，这一缺口正在拉大与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确立以知识为驱动、以制度完善为保障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智库应当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循证研究推动政策创新、领导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具体来说，通过科学决策分析加强国家治理，解决内部矛盾；推动工业化绿色安全转型，促进数字化技术与社会政策深度融合；提升科研创新水平，建设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系统；建立联合研究平台，通过科学合作提升效率，加速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的创新突破。

　　当然，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发展包容公平且可持续。各国应将本国改革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对接，以此构建更稳固的治理体系和更显著的发展成效。为此，要通过优质教育来夯实人力资本基础；发展清洁可负担的能源体系，驱动工业绿色增长，同时保障能源安全；完善制度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效率，遏制腐败现象；推动性别平等和青年包容，以提升经济活力并维护社会稳定。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国家与区域间的协作及集体行动、知识交流，全球南方中的先发展国家要继续通过工业链接提供帮助，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加入到现代化进程中来。

　　从中国来看，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智慧滋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文明理念，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是激活生态文明建设全民意识和行动。新时代以来，中国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有机融入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走深走实、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政府企业公众意识显著提升，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二是启迪生态文明制度和法治体系建设。中国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在汲取中国古代律法精髓的基础上，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系统性重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创新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成为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硬招实招。三是注入绿色高质量发展活力动能。中国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注重挖掘和利用生态文化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生态文化品牌，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产业，为各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了重要路径。

　　从全球来看，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可大力推动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在生态文明方面，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模式，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在与自然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又互融共通的文化自觉。当前，人类文明行至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百年变局下的生态危机、发展困境与政治博弈复杂交织。实践证明，解决这一危机的路径就是坚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和文化交流。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做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和忠实践行者，积极推动多元文化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不会减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会停歇。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国积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仅有效促进了绿色发展成果和技术的全球共享，也有力推动了多元文化的深度交流。

　　经过几十年发展，人类社会取得了可喜的巨大成就，全球发展呈现出宏阔图景。但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正在透支地球的“金山银山”，消耗着支撑人类文明存续的自然资源基础。比如我们的饮食体系，在全球哺乳动物中，人类和我们作为食物饲养的动物占动物总数的95%以上，而自人类文明兴起至今，已经有83%的野生哺乳动物和80%的海洋哺乳动物灭绝。这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的深刻影响。在农业生产领域，化肥的过度使用已经进入边际效益递减阶段。全球粮食生产所使用的氮肥正在对地球系统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化肥用量的持续增加，食品质量反而呈现下降趋势。我们也正在突破多个地球边界：从臭氧层损耗到海洋酸化，从土壤退化到生物多样性丧失，从气候变化到农药污染形成的恶性循环。

　　中国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方面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个典型案例是森林覆盖率的显著提升。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从低覆盖率国家转变为全球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每十棵树中三棵就是在中国种下的。要解释这一成功，需要引入经济学中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理论。以粮食生产为例，在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在2000年已接近传统生产模式的生态边界。但通过农业生产力提升和土地保护创新，到2015年，中国不仅实现了粮食增产，还同步改善了生态系统质量，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第二个成就是经济增长与空气质量改善的协同推进。这种转变得益于中国建立的严格治理规划。而且，中国建立的垂直性治理机制确保政策执行直达地方层面，跨区域协同监测机制、跨省协调机制则形成了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环境监测网络，有效应对污染跨区域传输挑战。这些数据不仅支撑国家层面空气质量管理计划的制定，更转化为市政层面的清洁行动计划，并通过指标体系评估地方政府治理效能。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原则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出自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这里的“自然”是自己如此的意思，“道法自然”是让自然界按照自己的节奏、节律、规则运行，这正是我们今天讲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含义。《论语》中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表达了对于自然的关爱与珍惜。“天人合一”的“天”不是自然界万物的静态总和，而是生生不息的过程。“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表达了对于自然生生不息过程的欣赏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愉悦。

　　对于自然界整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宗教、道德与政治三个维度上确立了系统的生态态度，形成系统的中华传统生态观。在宗教维度上，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认为一些动物如龟、龙、麟、凤是有灵性的，主张对动物要“仁至义尽”，报答自然，进行祭祀。对于植物，主张“万物莫善于木”，认为一些植物也具有灵的特点，如灵芝、瑞草、嘉禾、神木、连理枝等，要“祭祀植物”。对于山川，认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要求“有天下者祭百神”。在道德维度上，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主张尊重生命，用仁、恻隐之心对待自然界。要“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至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石”等。在政治法律维度上，主张设置官职，颁布政令、法律保护自然。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跨越时代、超越国度，富有当代价值，具有永恒魅力，对我们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生命共同体具有重要启迪。习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使之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生态兴则文明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等主张，都包含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升华，是新时代中国对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贡献。

　　我认为，全球南方国家要构建一个具有战略实用性的框架，这是一种能动的、由主体性驱动的框架，通过灵活且基于实证的互动来实现国家利益。这一构想是对万隆精神的延续，即从政治去殖民化演进至经济生态去殖民化，并与发展需求相融合，最终形成一条立足主权兼具适应性且根植文化传统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一是坚持目的性的现实主义，包括清醒认识结构性约束。比如，最不发达国家面对气候变化挑战呈现出高度脆弱性，可将其转变为机遇。在生态领域，这意味着气候危机作为战略谈判可获取绿色金融和跳跃性发展空间。二是实施工具性参与，将外部关系视为促进国内发展的工具，而非意识形态承诺。在生态领域，这意味着国际气候协议、技术转让协议和绿色投资安排必须以对国内能力建设、技术升级和制度韧性的贡献来衡量。三是实现适应性的一致性，即在保持国家长期战略方向的同时，平衡多重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全球规范。

　　战略实用主义为全球南方应对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双重命题提供了行动哲学。它与依赖理论相对立，主张通过智慧治理、相互合作来确保主权，而非通过脱离。这与万隆精神通过团结实现自力更生的理念是一致的。具体而言，生态转型要建立三个支柱战略，一是绿色政策制定的主权自主，即拒绝外部模式强加，坚持本国绿色政策的创新性；二是国际伙伴关系的战略多元化以规避依附，可通过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他合作项目发展本国的循环经济，这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自立自强；三是将国内能力建设作为不可撼动的基石。通过战略实用主义之路，全球南方将从气候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具有主体性的战略行动者。

　　在文明起点上，西方近代环境观的哲学基础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将自然视为可认知、可改造、可利用的对象。相比之下，中国与东南亚多数文明传统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嵌入性”与“共生性”。中国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民爱物”的哲学表述；东南亚以宗教为主的文化在长期交融中，形成对森林、河流、土地的敬畏观念。尽管中国与东南亚在宗教、社会结构、治理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认知是高度一致的。这种共生逻辑在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下被重新激活，成为协调发展与保护的重要内生资源，并在实践中呈现出三个共同特征：将生态责任较早纳入道德文化层面，而非仅停留在经济或技术计算；更倾向于预防性、系统性治理，而非单纯末端治理；更注重代际公平与长期平衡。

　　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探讨“环境”这个概念的多层次含义。《庄子》中有多处描述了生物体如何与其环境共存和互动，以及环境与生物体的存在条件如何影响其认知视野。然而，一方面，生物体均依靠各自的先天功能来认识环境，认识存在着质的界限；另一方面，生物的视野有限，认识也有量的界限。但是，知识的条件性和局限性只是整体问题的一部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而且，在认识边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我们无法感知的世界，同样面临应对的难题。

　　从认识论角度讲，我们会面临各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我们都生活在无法完全理解的世界中，这就对我们提出了认识论与伦理学上的更高要求。首先，我们必须接受认识的局限，认清自己“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我们只是广阔生态有机体中的一部分，而非主宰。其次，也不该仅满足于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沉溺于井底之蛙的嬉戏，甚至为自身的技艺感到自得与骄傲。相反，我们应将认识之外的疆域，那些无知与不可知之物，也纳入审视自我的视野中来，以谦卑和敬畏之心面对自然的复杂与未知。

　　首先，守护自然资本。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那些能够支撑整个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志性物种。有效的保护能够带来可衡量的生物多样性收益，而且也会带来旅游业增长等可观经济效益。其次，恢复不仅在于恢复生态功能，还是促进参与、创造可持续生计并使发展符合自然承载力的重要策略。泰国各地的社区森林展示了地方管理进行大规模恢复的景观，表明当根植于地方治理能力、传统知识和长期管护时，恢复能力最为强大。这也在重塑泰国的城市，城市发展将生态功能融入现代基础设施，将灰色空间转为绿色韧性。再次，再野生化是为自然繁荣创造条件的途径，有助于带回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发挥的关键物种。再野生化并不局限于偏远的荒野，社区、农场、湿地和沿海水域等也在一同开展。最后，再生超越了恢复和再野生化，重新设计我们的生产、消费和投资方式，使自然成为长期繁荣的基础，展示了经济系统如何从掠夺性转向恢复性。实现生态目标，不能仅依赖政府和社区，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必须成为核心驱动力量。现在，泰国的企业可以突破合规要求，投资于真正带来可衡量生物多样性收益的战略。金融工具的创新对实现转型也至关重要，当金融与自然保护保持一致，再生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

　　我们关注的是阿尔及利亚怎样对待现代化的生态转型，以及对于环保有什么样的承诺。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现代生活结构及制度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从政治决策或者政治框架方面进行评估，然后将其转化，变成我们的公共和私人行动。在具体实施方面，我们需要对现有框架进行评估，然后做出适应调整，以更好应对生态危机。我们部署了一系列的举措。在环境改进方面，通过一体化的国家规划来完成。比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循环经济以及海岸沿岸资源的一些保护策略和框架。我们希望达成全面的对话，在城乡之间进行合作。通过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和一些标准，使得城乡地区对一些工业设施进行管理。我们有一个总体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很多物种都已经录入陆地以及海洋物种名录当中。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地区，备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已建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行动。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进行数据探索，通过分类管理和审批以及监测来完成。我们也会让公民更多地了解相应权利，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情况，知道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怎样通过良好的操作保护生态环境。在多边合作方面，环境部门希望加强国际经验交流方面的合作，当地经济部门也致力于加强更多的国际和双边合作。

　　根据我们的一些研究结果，阿尔及利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采取一种创新性方法。这种灵感源自当地生态以及阿尔及利亚一直执行的绿洲传统。我们应该把现代科学和传统的智慧相结合，提供当代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这具体表现为，发展农业生态学和绿洲生态农业，还有传统永续农业以及加强当地遗产保护，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和谐。阿尔及利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定要植根于农村地区，它是我们可持续创新的源泉。要开拓新市场、促进交流，同时也要保护当地的传统文化，实现天人合一。阿尔及利亚可以创造一条新的道路，从“一带一路”获得灵感和市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兼顾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状，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气候变化的加速演进与生态系统的持续退化，使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和国际共识。绿色转型已从危机应对上升为推动全球经济结构重塑的核心力量。在这一全球性转型浪潮中，全球南方国家由于资金、技术和治理能力的不足，仍面临“发展不足”与“生态脆弱”的双重困境。在此背景下，核心问题在于：全球南方如何在绿色转型中走出自己的文明道路？如何把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机制？又如何以生态文明为支点，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引领？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把生态文明从理念转化为有效的合作机制。过去10多年间，中国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核心，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碳强度持续下降的双突破。中国以实际行动表明，生态文明并非经济发展的约束，而是可持续繁荣的新动能。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的发展道路是正确而具有前景的。将生态文明建设嵌入国家治理和社会转型进程，将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区别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现代化发展路径。生态文明的核心并非单纯推广绿色产业，而在于以新的文明理念重塑发展逻辑，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寻求平衡，使可持续性成为发展的内生目标。这种文明自觉既要求发展权与生态责任的统一，也要求更高水平的制度协同与国际合作。

　　每年我们这些国家的代表团都会参加气候变化缔约国大会，有很多的宣传。我参加过一些这样的大会，但是最后获得了什么呢？我们开完会议之后是不是有切实的成果可以拿回自己的国家，来帮助全球南方人民呢？我们早就应该停下来想一想，退一步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现存的全球环境治理的机制奏效吗？有成果吗？有效率吗？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紧迫性吗？当人类文明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它奏效吗？这些问题非常重要。我想如果我们寻找答案的话，这个答案可以在中国找到。

　　我有幸和一些同事去过浙江，这次访问让我大开眼界。以前我们甚至没有看过、没有听说过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这种挑战应该如何解决。习主席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这种生态文明理念在中国奏效了。全球南方的领导者、智库政策制定者要勇于负责，我们应该把思想，也就是绿色“一带一路”理念转化成现实。这已经被提出来了，我们要把它转化成行动。无论是东南亚、中亚、非洲、中东甚至整个全球南方，我们比其他地区更需要这种绿色“一带一路”。

　　过去3年里，巴基斯坦农民的收获已经都被气候变化摧毁了。他们无法从之前所遭受的洪灾中恢复过来。当时有很多人住在海岸区域，他们的土地都被洪水淹没了。这些受影响的家庭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在过去两次缔约方大会上，我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措施上的弥补，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一个国家不接受气候变化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在引领潮流，在倡导绿色发展、绿色转型，因此我们要通力合作打造一个机制或制度框架，在习主席的引领下重写气候变化的规则。要么我们今天采取行动，要么可能永远都不会带来变革。

　　“两山”理念经历了从萌发到升华的两个阶段。早在2003年8月，习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论述。2005年8月，习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明确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05年8月在《浙江日报》发表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2006年3月，习系统阐述了关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个阶段是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演讲时明确：“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至此，“两山”理念趋于定型。后来提出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等论断都是“两山”理念的延伸。

　　我们有各种工具，可以帮助一些国家来寻找绿色价值链上的投资机会，比如物流服务的投资可以促进绿色增长。要想转型必须有有效的治理增强能力以及制度机制，我想强调几个方面。一个是环境监测和数据，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他们缺乏可靠的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环境评估非常重要，能够确保项目以恰当的方式来执行。私营企业也应该在这个环节负起责任来，包括绿色发展和绿色转型。现代化当然也涉及社会公平。如果没有社会公平，那它就是不可持续的。全球南方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不同的发展经历，但是有共同挑战，那就是融资不足、没有足够的技术，在气候变化应对中比较脆弱。问题不在于各国应不应该把环境政策融入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在于应该尽快这样做。现代化和环境保护并不是矛盾的目标，它们是相辅相成的，都是繁荣的支柱。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尼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矿业发展。幸运的是，我们矿产资源非常丰富；不幸的是，这些矿业在下游开采和加工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印尼的国家政策是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分享他们的技术。但谈到技术转让时，有些国家是不愿意向全球南方国家转让技术的，他们的理由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或者说涉及国家安全等。我们来看一些重点工业领域，印尼和全球南方国家面对这种困境时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一是我们的经济主要依赖采矿业或者资源开发业，比如说煤炭及油气。当人们谈论电动汽车的时候，别忘了电动车的成本其实也是很高的。它的组建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污染，这都是成本。在我看来，镍产业是一个很糟糕的产业，会带来环境污染。但这些产业是国内GDP的主要贡献者，应该倾斜性支持它们发展，但也要面对各种成本，比如说土地退化、森林砍伐、河流污染以及生态系统严重破坏。因此必须明确一点，在彼此连接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也无法做到独立的、完全隔绝的经济发展。 我们有大量的经济投资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而环保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领域。需要好好思考，我们面临的这个困境如何来解决。